党史学习教育专栏【百个瞬间说百年】1933年,1934年,1935年

作者：共产党员网 发布于：2021/5/8 16:44:19 点击量：

1933，诱敌深入反“围剿”

　    红军和根据地的顽强存在和迅速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蒋介石集中兵力向各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

　　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多人，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一方面军4万多人，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歼敌1.3万人，成功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不久，蒋介石又指挥2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仍坚持“诱敌深入”方针，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多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6月间，蒋介石自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此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

   　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形成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战略战术思想。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苏区中央局错误的指令，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4，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限于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中央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纵横十几省，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以陕甘宁根据地为大本营和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1935，生死攸关的转折

       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 、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中共中央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曾在1934年夏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 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

　　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